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先锋队所走的路与工人阶级所走的路方向完全一致，可以合二为一。
这种法律科学的研究思路至今受到追捧，被大量法学著述采纳，例如Girard教授的知名教科书[15]，许多研究罗马法的著作，以及不少民法著作。换言之，罗马法的伟大的创造性时代正是从库伊特·穆齐（公元前一世纪）至萨宾（公元一世纪），这一个多世纪诞生了罗马法关于人、物、诉讼的三编体系，成为《法学阶梯》的基本框架。
可是，尽管道理很明白，但是现代法学却有意视而不见，并刻意远离。Stroux, Atti, Roma, 1934, I, p.122. [38] Fleury, Institution au droit fran?ais, Laboulaye et Dareste, p.250, chap. III. 在该书论及无形物时，作者认为：我们把无形物称之为权利，是因为这种物不具有物质形态，仅具有人的主观意志。权利衍变的每种形态，我们是否应当给予特定的名称？潘德克顿法学家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们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研究成果[64]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对罗马人没有误入歧途感到万分庆幸。[47]我们再回顾一下使用收益权（jus utendi fruendi）问题。
[50] D., VIII, 9, 20, 3 (Pomponius) : ? Hauriendi jus non est hominis, sed praedii est ?. Cf. plus haut l'expression jura praediorum. [51] Riemann, Syntaxe latine, 1935, p.504. 变格是拉丁语中名词的一种动词形式，例如：signo recipiendi (receptus) dato ; le signal de la retraite : potestas defendendi (defensionis) ; le droit de légitime défense : spes restituendi (receptionis). 变格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还可能是中性的。此后，德国哲学家和法学家们围绕主观权利概念进行深入研究、评论、剖析。2017年十九大召开，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未来任务做出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总结。
（3）对正确性承认的预期。2. 弥合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 观察真理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是主体哲学的符合真理观，二是主体间哲学的共识真理观，前者往往用之于自然科学，后者则行之于人文科学。邓小平继承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将实践与真理标准结合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丰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党的三大、四大、五大分别对党章进行了修改，一方面强调党的纪律性，另一方面提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法律主体提出一个正确性主张，作为主张之对象的正确性可以是一种形而上的客观正确性，但是经过主体之间的证立之后，这一客观正确性实际上是一种适度的客观正确性。虽然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各民主党派只是参政党，两者地位的重要性高低不言而喻，但在政协开会时，中国共产党只是会议参与的一方，它与其他各个民主党派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共商国是，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所长建言献策，虽不享有最后的决定权，但在这一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甚至对最终结果的确定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党就少走一些弯路，就离成功更近一点。亦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不符合事实求是原则，因为无罪者即无罪，有罪者即有罪，通过主观判断无法推定是否有罪，故而无罪推定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背离。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形势和新经验，党章亦因势而变，十四大党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内容写入其中。二是经验实用主义倾向，为迎合特别利益或者短期效应而匆忙立法，陷入立而后改，改而后再立的循环。
在具体的立法内容上，立法的民主性通常就表现为社会共识。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初创阶段、探索阶段、丰富阶段以及建立阶段。2. 是：客观规律与正确判断 是是追求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后发现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以及据此作出的客观判断，如在政治实践中发现普遍原理的应用法则，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司法裁断等。客观性概念非常复杂，横跨形而上学、语义学、知识论等诸多哲学领域，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加以论述，法学领域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将客观性分为三种：形而上客观性、认识论客观性与语义客观性。
如前已述，实事求是原则在立法活动中就是一种从民主共识尽可能通向科学真理的桥梁，关键环节在于求。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根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产物。
二、实事求是的政治原则与党章的 规范化进程 政治原则是政党或组织所遵循的理论准则与行动纪律，它表达的是政治组织的立场、方法和理想。然而，主客体二元论的范式忽略了任何认知都离不开语言，在语言哲学看来，对外部世界是什么的认知首先取决于语言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
内容提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石。在党规体系中，《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实事求是原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三）项则将实事求是与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党内法规为准绳等同起来。四、实事求是作为法律原则之司法原则 实事求是作为法律原则一直以来主要被视为司法程序的原则。其中，实事是司法中的法律事实而非客观真实，司法判决所依赖的事实根据不是纯粹客观的原始事实，而是规范性加工过的法律事实。首先，实事求是是一种探索与纠偏的辩证机制。然而，群众在国家立法过程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历来是个难题。
因此，即便意见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纳，这一民主过程也充分表明了国是的证立性。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章，为以后的修改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四是突出了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转型期，旧价值体系走向崩溃，新的具有共识的价值体系仍在建设过程中。
最后，实事求是是深入群众的审慎理性机制。承认自己知识的有限，承认对规律认知的有限，承认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中国改革发展所必需的全部知识，所以不过分追求宏大而理想的方案设计，而是注重群众的智慧，相信人民的力量，实现专业知识与基层群众智慧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形而上客观性是指某些实体在什么程度上独立于认知主体的心灵。本文系《实事求是的法理阐释》一文的正文，全文发表于《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具体来说，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三大职能，也是实事求是原则中证立环节的基本内容，是立法产生约束力的重要手段。2. 横向的民主商谈立法：人民协商 民主立法不能仅限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立法过程，还包括横向的民主协商过程，即在集中公共领域非正式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通过议会的立法商谈形成法律。
这两种倾向不仅有损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而且有损正义和公平价值的实现。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史上，凡特别重要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往往会引起全民大讨论，基层的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到立法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
作为法律原则，实事求是并没有直接规定在宪法以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当中，但在立法与司法领域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客观世界复杂多样，主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同主体的认知水平也不尽相同，想要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就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根据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差异，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客观性：（1）低度的客观性，即认知者所在的共同体认为和决定何为正确。5. 主张正确性 实事求是是一种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方法，以上四个特征既有相关性，又有所疏离，能够将四个特征连接起来的是求，即正确性主张。
实事求是在求这个环节意味着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有动机去追求，二是实践目标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末，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改革开放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两条必须做出选择的政治路线。若要确保理性世界不至于沦为主观世界，适度客观正确性需满足两个要求，一是指向真理的强客观性的追求，二是尽可能接近真理的程度。在立法领域，它化解了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坚持群众路线、政协制度以及合理调整人大代表的构成充分保证立法的民主代表性，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立法共识。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法律实践当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意味着只有遵守这一程序，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达致具有适度客观性的普遍共识，发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成就，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2）强度的客观性，即外在于主体的形而上客观性。在司法领域，它体现为事上严格遵循证据规则，是上严格遵循疑罪从无，求上严格遵循依法纠错，破除无罪推定、程序正义等形式价值的教条化，实现客观公正、人民满意的司法裁判。
相比起外部事物的形而上客观性，公共生活中的主体之间的共识就生成了既有别于主观性，又不同于真理客观性的适度客观性，也即主体间的公共客观性，公共客观性是一种理论上可证立和实践上经得起检验的客观性。最后，必须贯彻人民群众在错案纠正过程中的作用，司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鼓励群众积极纠举错案，既为冤假错案的发现开辟了新渠道，又提高了人民群众纠举错案的积极性，使得错案纠正程序在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